目前中国人站在世纪末，所以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各种文章、著作诞生了不少。这是一个大题材，值得写上几万万字留为史鉴。写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各种写法，其中马昭著长篇纪实文学《世纪之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的写法颇为含蓄——也许是一种最经济的写法——其本题为描述当年辛亥革命的全部过程，却命名为“世纪之门”，意在激发世纪末读者的体验与联想，由此对映出一个世纪的变迁。这正是马昭的深刻之处。
辛亥革命不是由马昭头一个来写，但由他重新来写时作者必然获得了新的视角，这视角便是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恰若作者在给2000年的献辞中所表达的见解：“就历史而言，暴力只能阐释一时胜负、或贼或荣，经济则关系时代繁荣，而决定一个民族兴衰命运，长久起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文化。”——这段文字中“暴力”、“经济”和“文化”三种概念递次深入，标志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观。由辛亥开始的百年间的历史证明，暴力未必带来经济的进步，经济的进步也未必涉及文化的性质。中国的前途，终将取决于文化的改良。可想而知，由世纪末的人来写世纪初，情形会有许多不同。
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里，仔细阅读这部以暴力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题材的长篇巨著时，沙发对面电视里正以多种频道播放着满清末期封建帝王为主角的连续剧。爱新觉罗家族于世纪初丧失了自己的皇权，却在世纪末恢复了往日的荣耀及威严。这不能怪编剧和导演，因为中国许多老百姓喜欢或习惯于皇帝和皇权，见了皇帝格外感到亲切，这是文化现象。这么一种东方文化不是一个辛亥革命就能改变的。马昭自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辛亥年在历史潮流中只是汹涌泛起的一个浪头，而没有改变历史长河的方向。书中他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先驱者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但更采用大量笔墨勾画历史巨浪扑来时社会上泛起的各类角色，主要是阿Q式的角色。——某种意义上，一部《世纪之门》竟是以宏大的纪实场面和无数真实人物事迹铺叙成的新的《阿Q正传》，是将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年纪事忠实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历史的进步只能是文化的进步。关于辛亥的史料，大约近些年间才真正得到广泛收集和整理。从马先生在书后附录的长长的参考书目上看，这些史料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披露和出版的，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近20年来历史进步的速度。马先生得以在大规模占据史料的基础上从事创作，是他的造化，也果然使其著作充实厚重。这全在细节上。譬如，关于武昌首义第一枪，普通历史书中只写到：“工程营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寥寥数语。《世纪之门》则写出：那些“士兵群众”中有“军官”的亲兄弟，“军官”与“士兵群众”们平素关系不错，打响第一枪十分偶然。且打响后众人皆不知所措，还是“不革命的给革命的出了主意”，使大家组织起来，冲出营外。如此等等，遂使此书充满具体生动的情节和细节，读起来趣味横生，尤其使读者感到真切可信。
当然，此书超越以往同类作品之处，更在于对革命事件中各式人物形象的精确把握。尽量还其本相，多侧面刻划。写袁世凯，能写到他为人极有魅力，妻妾成群，无一不对其诚心归输；政界要人，初见面无一不对其倾慕以至。写孙中山，能写到他的天真，当面对袁世凯高呼万岁。写黄兴，也写到他当年有过“逃跑将军”“常败将军”的贬号。《世纪之门》无疑尽了最大可能忠实于历史及其文化遗产，偏偏也就解释了我们的民族为何未在1911年一举改变命运。
马昭为著作甚丰的历史小说家，其追求目标是给现代人和后人留下一点可供咀嚼和玩味的文字，作为清醒剂。肯定地说，此书再一次达到了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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